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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ivacy

這些事例說明私隱可不是件簡單直接的事,若再深究下去,思及所謂私隱的保障時,情況更加離奇。一方面,有人強調,為了公眾利益,個人應該放棄一點點私隱權。這當然有道理,為了偵破毒犯販賣毒品案情而截取他們的通訊訊息,人們會接受;再如,我們都贊成要保護兒童,不能認同家長以「教仔」為私事,便任由他們施行極度的體罰而不干預。

只是,怎樣才算關係公眾利益呢?例如,教會裏教友對牧師總有點期望,最主要的自然是要求他們講「純正」的福音;然而穿甚麼衣服是不是他們的私事呢?

但實際上教友多不能接受牧師穿著較具個性、較時髦式的服裝。在另一方面,又因為有些人徹底行使他們的私人權利而妨礙了我的私隱。舉上面提過的例子解說一下,設在一輛駛往上水的小巴上,一名中年漢透過電話高聲和他的朋友交流北上尋歡的經驗和興奮,他似乎是目無旁人的沈浸在他的私人空間的激動中;但事實上他前前後後的乘客可能為此感到難堪,甚至有深被冒犯的感受。私人的範圍究竟該有多大呢?

因此,談保障私隱,不能只從立法、業界自律、改善保障私隱技術等面向去談私人權利的保障,還得進到問題的核心去,就是,「私」和「公」的關係是怎樣的?

它們的邊界該在哪裏?甚麼時候、哪個地方,人們需得「為公而忘私」(例如,為了一眾孩童的福利,接受家長不得施行體罰的法律)?

甚麼時候、哪個地方,公眾不得侵擾私人空間(例如,警員可不可以脫光疑犯的衣服進行搜身)?

又甚麼時候、哪個地方,私人活動不得打擾別的私人活動(例如推銷員在甚麼條件下可通過電話推銷他們的商品和服務,市民在公園唱曲該不該有限制地使用揚聲器)?

我認為當前保障私隱的困難,就在於「私-公」的界線不明。再一點,單單有保障制度是不足夠的,還需要公民的認同、認可和配合,制度才能夠起作用;一句話,就是需要真正自由的公民社會。我將首先解說「公私未易明」的原因,然後再標舉一些與基督宗教信徒參與公民社會的規則,探討信徒如何循此與社會人士一道保障私隱,實踐自己的信仰使命。

雖然私隱在我們的時代中鬧得熱烘烘,它其實是件新鮮事。

把私隱作為一種與私產權有別的權利的觀點才於1890年由兩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Samuel Warren和Louis Brandeis明確提出,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;而最能體現個人私隱的「睡房」就要遲至十八世紀才開始與別的居所分別出來。

實際上也並非所有人都負擔得起私隱的昂貴費用的,一般的平民,都得與家人共享狹窄而有限的空間和資源。這點,我們並不難理解,儘管政府在我的浴室裏沒有位置,但我的家人連我怎樣如廁就一定會干涉,也未必容許我光著上身在客廳裏走!(對中國人來說,追求所謂「個性解放」、崇尚自由戀愛,反對包辦婚姻,亦不過自上世紀初的五四運動後才漸次普遍起來)。

再者,私隱與經濟活動也有關係,現代經濟體系預設了個政府不得干預、純出於自利、以個人的幸福考慮為主的生活範圍──私人空間。由於這個新的「私」與從前的「私」不同,尤其與現代性的關係很密切,不能以從前的「公」來處理,需要新的調適。要談「私」,就不得不從現代性著重個人自主自由的價值來處理它與「公」的關係了。

先說說私隱的定義。此間人們用以繙譯英語Privacy一辭的「私隱」(或「隱私」)並不準確。

「私隱」一辭,容易令人把privacy與祕密聯繫上來。其實,privacy意指關乎私人的(private)或個性的(personal)的事情,可以是與家庭或自己相關的私事,或是個人的喜好的事,但不一定是隱祕的。

人們曾經提出過五種私隱的定義。
一,私隱就是家事,生兒育女的事,在它以外的是「公」。
二,是由Samuel Warren和Louis Brandeis兩位大法官所採用的著名的定義,私隱就是「不受打擾」或「與你何干」的權利(right to be left alone)。這定義給私隱開創了新的格局,私隱成為一種能脫離私產的基本權利。
三,根據Warren和Brandeis大法官的觀點加以發揮,私隱可從接不接觸到個人(accessibility ?inaccessibility)來定義。
四,單講能不能接觸不足夠,因為人被困在牢別人便不容易接觸得到,但那可不是當事人願意的,所以私隱應該考慮到當事人的自主控制;因此,私隱就是對個人能不能接觸到的自主控制。
五,私隱就是受到保護,免受不歡迎的打擾,而且是自主控制的。

視私隱為權利的看法,自Warren及Brandeis開始,已經涉及侵權法性質的爭議之中。一邊認為私隱是(受害人的)一種基本權利,並不源出契約或特定信託的權利,而且其天然傾向是反多數的。另一邊則強調(被告人)對自己造成的傷害所應負的責任,並且持多數主義立場,認為法律應按多數的意志運作,法官不能反多數。所以,從一開始,談私隱,總離不開公眾。

那「私」和「公」是怎麼樣的關係呢?可以從兩類不同的方式理解「私」和「公」的關係。
其一可稱為洋蔥模型,從空間的觀念把握「私-公」關係,視「私-公」為層層相疊的幾層,在最裏面的是最個人、最親密的一層(如身體、私密日記等),第二層是家庭及朋友,第三層是社會(包括商業關係以至公民社會關係),最後一層則為一般所講的「公」域──國家、政府。由這方式看,有身體私隱(bodily privacy)、住宅私隱(privacy of the house)。
其二多著眼於行為,不太理會事件所發生的場所,例如上教堂參加崇拜是我的「私事」,雖然是發生在「公眾」之處;我講電話的方式也是我「私事」,即使是公共汽車上面。由這方式看,則可以談資訊私隱(informational privacy)和抉擇私隱(decisional privacy)。

既然現代社會著重的是個人的獨立自主和個人責任,私隱要受到保障就很自然了。
一方面,個人要求保護,免受國家行為的侵擾(「我花多少錢是我的私事,政府最好少抽稅」);
另一方面,個人要求保障,免受別人的打擾(「我愛清靜,你最好把卡拉OK的音量收細」)。
這樣,矛盾便出現。若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中,人們來自不同的地方,信奉不同的宗教,秉承不同的習俗,矛盾就更多。因為在這類型的社會中,矛盾是常態。所以,私隱鬧得熱烘烘,也就不希奇了。3 而且,任何關於私隱的正當範圍,看來都是由公眾決定的!

那怎樣解決私隱的矛盾呢?
因為私隱是由公眾決定的,要解決私隱的問題,便要在公眾裏解決。
換句話說,在一個著重個人獨立自主負責任的時代,要解決矛盾就要實踐一種公德,承認他人也是獨立自主負責任的、有決定自己生活的安排的權利的,以及每個相關的人都能文明地參與協商怎樣解決那些矛盾,惟有每個相關的具體言行能力的人一起協商議定,矛盾才能正當地(legitimately)解決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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